“黄花菜治疗抑郁症”，跟“猪蹄治病”、“真气运行治病”一样不靠谱
在昨日的“专场”中，刘维忠主任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么一段话——
“舟曲泥石流时，许多人由于恐惧、失落、睡不着觉，患了抑郁症。后来北京一个中医发了一个方子，用黄花菜煮成水治抑郁症就没有问题，我调了两吨黄花菜，用了12口大锅熬黄花菜，一个人一个纸杯子，黄花菜一毛钱，纸杯子一毛钱，两毛钱，七千个单子，一人花了1.4元钱，所有的抑郁症都没有了。”
这不是刘维忠第一次谈用“黄花菜治疗抑郁症”，此前他也谈过，“舟曲泥石流时……我们从庆阳调2吨黄花菜，大铁锅煮水喝，第七天就都好了。”他还宣称，“庆阳校车事件，给时时惊醒来哭闹的孩子喝黄花菜水，2--3天症状消失。”
1块4毛钱根治抑郁症，有这么神奇吗？要知道，据世卫组织统计，全世界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%，全球共有超过3.5亿抑郁症患者。全球医学界至今未能准确辨别抑郁症的病因，有普遍效果的治疗方法亦十分有限。要是黄花菜有这么神奇，不就成了世界人民的福音了？
即便是中医界也有人不认同这种说法，原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药房主任副主任中药师徐伟贤就称，“用黄花菜煮水喝，对调节人的情绪，舒缓抑郁有一定的帮助，但只是起轻微作用。”心理学界则彻底否定这种说法，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龚梅恩称，“黄花菜最多只是起保健作用，食用可以，但是没有治疗抑郁症的功效，心理科治疗抑郁根本不用黄花菜。”
那么舟曲泥石流的治疗效果怎么解释呢？恐怕事实是否成立就非常值得怀疑。当年泥石流发生时，有卫生专家就表示“八成舟曲泥石流灾民存在心理问题”，全国各地调动了许多心理专家马深入灾民家里调查、心理干预。但即便这样，效果也还相当有限。后续有关舟曲灾后人们心理状况的调查研究基本上都认为，情况比较严重，如一篇论文指出“泥石流灾后1月，中学生的抑郁症状严重，女生更明显，应重点加强灾后急性创伤期中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。”另一篇则指出，“舟曲泥石流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，应尽早做好心理干预工作。”
所以，刘维忠这段关于“黄花菜治疗抑郁症”的说法，不管怎么看，都跟他以前宣称的“猪蹄治病”、“真气运行治病”一样不靠谱。
甘肃“中医特色医改”关键优势在“便宜”，但事实上甘肃医疗费用涨速很快
刘维忠介绍的“中医特色医改”的“甘肃经验”，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“便宜”。除了“黄花菜治疗抑郁症”外，刘维忠还讲了许多关于中医省钱治病的例子，比如——
“舟曲当时第一任务是防疫。有一个甘肃的中医发了一个方子，是黄豆、苍术熬成水再撒滑石粉就好了，我说这个便宜，就用12口大铁锅，熬黄豆、苍术水，实际药是一毛钱，纸杯子一毛钱，第四天这个就问题就解决了。”
“我们通过招标，花了25元钱，给农民每户发了一个’保健箱’，’保健箱’里有一个盐袋子、有一个刮痧板、拔火罐器、体温表，给400多万农户一户发了一个……盐袋子，农民把盐炒热里面加一些茴香、花椒叶治13种病，比如颈椎病、甲状腺结节、咳嗽、咽炎、腰椎间盘脱出、肩周炎、关节炎、胃疼等等。”
“我们发动农民种苦荞麦，多数糖尿病人吃了血糖就好了，用食疗的方法解决慢性病。”
我们不妨假定“一毛钱防疫”、“盐袋治13种病”、“吃荞麦治糖尿病”有那么一点点效果——事实上很难做出这种假定，“一毛钱方子”要能防疫，那还打什么疫苗，防疫科学白发展这么多年了；“一袋盐包治百病”，吃荞麦治糖尿病也根本是奇谈，最大可能是耽误治疗——那么理论上，“甘肃经验”应该能符合前卫生部长陈竺“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，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居民健康，走中医特色的甘肃医改之路”的期待才对。
然而从统计数据上却看不出“甘肃经验”有这么好的效果。据历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，从2008年到2013年（2008年刘维忠任甘肃卫生厅厅长，2009年新医改开始），不论是门诊还是住院，甘肃病人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速，从全国水平的不到60%到如今的70%左右，之所以一直宣称“甘肃省中医特色医改实现看病费用全国最低”，无非是因为此前基数太低而已。
此外，依据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义诊团2012年在甘肃若干市县进行的调查，在“百姓最希望获得解决的问题”中，“药品(器械)价格偏高”和“医疗服务费用上涨”高居前两位。
有鉴于此，刘维忠此前宣称的“中医药以其较为低廉的价格优势，成为解决广大农村低收入群体’看病贵’难题的有效途径”，效果很成疑问。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“中医特色医改”效果没有那么神奇。
“中医特色医改”效果存疑，但甘肃中医药产业却有了大飞跃
事实上，“中医特色医改”的“甘肃经验”，一大特点是把中医药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。甘肃中医学院经贸与管理学院的一篇文章介绍，甘肃不仅中药材种植面积跃居全国第一，还拉动了甘肃整个医药制造业快速发展，“中医药产业呈现集群发展态势”，相关产业的教学、就业都很有规模。
然而如前所述，国家推行的新医改之所以看中中医的潜力，就是因为觉得中医药比较便宜，指望人们能少花钱多办事。把中医药产业做大，是否是医改的目的呢？也许先得做大做强才能让药价降下来，但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中的一些其他现象，也让人感到忧虑。2013年甘肃省卫生计生委曾发布一条微博，称甘肃中医药服务贸易迈出坚实步伐——天水岐黄药业“劳克牌中药抗结核丸”被列入国家2014年援外医疗队药械采购目录。这个“劳克牌中药抗结核丸”，是用“龟甲、百部、地黄、熟地黄、阿胶、鳖甲、北沙参、白及、牡蛎等16 味”配方制成的，但曾多次上过各省市药监局“黑榜”，如贵州省药监局在2009年第6期违法药品广告公告中点了“劳克”牌结核丸的名，原因是“未经审批擅自发布”，“利用医疗机构的名义作证明，任意夸大药品适应症及功能主治”。这个药在市场上行销，靠的是行贿：2011年，北京药商王尊合行贿320余万涉及8个区县结核病防治所，13人获刑，卖的就是这种药。该产品从出厂到医疗单位，最终到患者手中，价格最多涨了近5倍。
另外，“中医特色医改”的“甘肃经验”还有很多让人质疑的费用支出。据南方周末报道，甘肃曾弄过个“师带徒”计划，计划启动时，上千名中医被拉到一些古代名医塑像前，参加拜师仪式。在针灸鼻祖皇甫谧的故乡平凉，医生拜师后还看了大型秦腔《皇甫谧》。这是甘肃省卫生厅投了200万的戏，曾进京演出。刘维忠要求每个县和地区医院拿出2万元包场，“演他100场”。结果是甘肃中医医疗人员规模快速增长，但一些调查显示，很多人员的医疗专业素质是值得怀疑的。
最令人担心的，是“中医特色医改”可能剥夺患者治病选择权
南方周末2012年的一次报道中，曾提到兰州一家三甲医院干部病房的西医大夫对记者回忆，有一次，一位省领导的父亲得了偏瘫。刘维忠指示说，喝猪蹄汤就可以。“我们知道这个说法很荒唐，但他是厅长，谁敢提出不同意见？”
这虽然只是一个例，但厅长在施行政策的时候如果也是类似的态度，那影响的可能就是很多人。这次刘维忠介绍“甘肃经验”时，提到，“每个处都在抓中医，甘肃中医特色医改就抓出来了。城乡居民吃中药都百分之百报销，引导他们吃中药。比如看中医是五块钱，看西医是六块钱，村医看西医6元钱，包括耗材，实际不赚钱，如果开一张中药方子赚5元钱，农民吃中药五块钱百分之百报销，就是引导农民吃中药。”
原来“中医化”是通过这种补贴的方式实现的，难怪农民都开始吃中药，中医药产业也有了大发展。如果效果好也就罢了，但如果治疗效果不好，这种过度倾斜某种治疗方式的补贴政策，就严重扰乱医疗市场，影响患者治病的选择权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