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如何从理论上为中医找到一个恰当的定位呢?我认为,应采取更开放更宽容的立场,否定“是科学则存,非科学则亡”这一原则。即使是在科学已经“君临天下”的今天,我们生活中仍然需要许许多多“非科学”的东西。
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,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对于中国古代有目共睹的技术成就,很少有争议。因此,从这些技术成就出发,思考它们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,不失为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问题。
古代的技术成就靠什么支撑
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的来自现代教育的观念体系中,技术后面的理论支撑是科学。但是,对这一点很多人并未从理论上深入思考。例如,现代意义上的、以实验和数学工具为特征的科学,至多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。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,人类的种种技术成就如何解释?它们背后的理论支撑又是什么呢?举例来说,欧洲许多古老的教堂都有巨大的石质穹顶,它们显然不是由以万有引力作为基础的现代力学理论所支撑的。
当我们将视野转向中国时,类似问题会变得更为明显。比如都江堰,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公元前3世纪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,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,真正做到了“功在当代,利在千秋”。如此惊人的技术成就,背后支撑的理论是什么呢?我们当然无法想象李冰父子掌握了静力学、重力学、流体力学、结构力学等现代科学,更容易也更有把握猜想到的是,李冰父子熟悉并运用了阴阳五行、周易八卦等理论体系。
在今天很多人的观念中,阴阳五行之类都很容易被归入“迷信”和“糟粕”之列。遭受这种“划界”结果伤害最严重的,莫过于中医,因为中医明确将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支撑之一。在20世纪上半叶,中医屡遭打击。那时有一个非常荒唐的口号:“是科学则存,非科学则亡。”西医界和“科学界”在这个口号之下,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废除中医的“运动”。甚至一些中医的支持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,因此他们的“救亡”路径,就变成竭力证明“中医也是科学”。
可是一旦试图论证“中医也是科学”,立刻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:中医是用什么理论来支撑的?如果答案还是“阴阳五行”,就会遭遇更加气势汹汹的质问:难道阴阳五行也算科学吗?于是,中医被一些“科学原教旨主义者”宣布为“伪科学”,中医界人士对此无不痛心疾首。
事实上,几千年来大部分时间里,中华民族的健康毫无疑问是由中医呵护的。这种呵护行之有效,晚清的中国人口已达四亿,放眼当时的世界,足以傲视群伦。即使在今天,中医中药仍是许多国人面对疾病时的选项之一。
那么,我们如何从理论上为中医找到一个恰当的定位呢?我认为,应采取更开放更宽容的立场,否定“是科学则存,非科学则亡”这一原则。即使是在科学已经“君临天下”的今天,我们生活中仍然需要许许多多“非科学”的东西。比如,诗歌是科学吗?昆曲是科学吗?如果坚持“是科学则存,非科学则亡”这样的原则,为什么还要容忍它们的存在?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诗歌或昆曲是“伪科学”?“科学原教旨主义者”会回答说,因为诗歌和昆曲从未宣称过自己是“科学”,而中医却试图将自己说成科学。这个回答提示了中医在理论上“救亡”的正确道路——不再徒劳地宣称自己是“科学”,而是理直气壮地说:我就是我,我就是中医。既然我没打算将自己说成科学,也就没人能够将“伪科学”的帽子扣到我头上。
屠呦呦与霍金促使我们反思
现在我们应承认,并非所有的技术成就都是依靠现代科学理论来支撑的,它们中至少有一些是由非科学、甚至是由和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理论所支撑的。一旦在理论上接纳了这一点,我们眼中的历史和世界,就会呈现出一番新面貌。
首先,我们不再简单化地以现代科学为标尺,去削足适履地衡量古代和现代的一切技术成就,并强制性地将它们区分成“科学的”和“非科学的”。2015年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,有助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反思。
其次,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看待外部世界的现行方式,在这种方式中,我们确信现代科学为我们描绘的这个外部世界的图像是唯一正确的。在这样的观念框架中,依托现代科学以外的任何其他理论,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描绘,都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“迷信”或“糟粕”。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,举例来说,我们对人类身体的认识就远远不够,在中医和西医眼中,人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“故事”:一个有经络和穴位,一个只看到肌肉、骨骼、血管、神经等。由于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寄居在人体中,所以我们很难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“客观存在”。
推而广之,我们对整个外部世界的认识,其实普遍存在着类似的状况。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·霍金强调,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使用不同的外部世界图像,而且这些不同的图像在哲学上具有同等的合理性。根据这一观念,完全可以认为,支撑中医这个技术体系的一系列理论,就是人类用来描述外部世界的图像之一,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很少使用,但它又何尝没有哲学上的合理性呢?(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)